北京作为“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其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对欧洲充满着巨大诱惑。而南达永定门,北到钟鼓楼的中轴线,以其跌宕起伏的建筑形象和纵横捭阖的空间气度掌控了整个城市,给海外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可·波罗眼中的大都城
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欧、亚、非三大洲进行了长达25年的探险旅行。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元大都(今北京)度过了9年时光。由于马可·波罗在元大都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阅历,对大都相当了解和熟悉,因此在他回到意大利故乡后,经他口述,别人帮助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行纪》自然留下了他对大都城的许多美好回忆。我们今天仍能从他绘影绘声的描述中,依稀看到元代中轴线的景象。
根据《行纪》记载,元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一段与古代文献记载颇为吻合。大都城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都有统一的标准,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平行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可容9车并行,胡同宽约6到7米。“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马可·波罗认为,大都城市的中心为钟楼,《行纪》记载:“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
作为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马可·波罗对元王朝的皇城与宫城都有细致的描绘。《行纪》记载皇城:“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皇城的南面开辟有五门,“中门最大,行人皆由两旁较小之四门出入。此四门并不相接,两门在墙之两角,面南向;余二门在大门之两侧,如是布置,确保大门居南墙之中。”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南,“南面亦辟五门,与外墙同”。
在大都城中轴线上,元代皇帝登极及正旦、祝寿朝会的正殿,称为“大明殿”:“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马可·波罗感叹:“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大明殿“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
这些记载与国内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中有对元朝典章文物制度的记录,记载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高九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丹楹金饰,龙绕其上。”《行纪》所述宫殿顶瓦涂以彩釉,也与后来考古发掘元宫所得材料一致。
在欧洲对远东的认识研究中,马可·波罗是后古典时代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而《行纪》中对元大都的生动描绘,唤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也点燃了他们向东方不断探索的热情。
他“发现”了北京中轴线
新航路开通后,伴随着欧洲传教士与使者的进入,中国的政治制度、道德宗教、文化艺术被陆续介绍到欧洲,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博大精深、充满魅力的东方文明体系。中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激起一场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国热”。作为国都所在,北京成为欧洲使者描绘记录的重点。
从年利玛窦首次入京开始,到年,百年间进入北京的耶稣会士有数十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年、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前后两次进京,并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作为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的开拓性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书中,利玛窦已经注意到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他记载:“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其建筑的雅致和优美由于它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这可能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