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
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和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会员。
多年来，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在民俗文化以及中国文史方面等领域，积累储备了大量知识。
尤其他在书法和绘画专业方面，从小跟随着书法家刘汉春老师学习书画和书法理论知识，杨老师经过长期努力刻苦专研，主攻秀气、隽永的汉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学术方面享有盛誉。
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年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书法与生俱来即与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字结伴而生并相伴而行。作为一种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特点的书写符号，书法既与文字及其所内含的文化意蕴互为表里和相互为用，又具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
可是，当毛笔被硬笔所取代，进而伴随社会演进和科技进步，电脑和互联网普及步入“无纸化办公”时代，文字由书写变为打印、书信和文件由纸张传递变为网络传输，书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已经几乎消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书法的专业性和艺术性大为增强。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之所以受到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欢迎，易于学习入门且具有修身养性作用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当书法的专业性和艺术性被突出显现以后，特别是当各种展览成为书法主要呈现方式以后， 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书法基本功和艺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是相反。
从具体书写技术看，书法与写字表面相似，实质远非一事，正如酒与水都是液体，却是不容混为一谈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物质。书法看似简单易学，其实深奥难测，绝非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艺术。绝顶聪明能干之人，给他一本名家法帖，也不可能一临便佳、一写就成，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临池不辍，反复揣摩体悟的磨练，以至手腕形成熟能生巧的“肌肉记忆”，心中储存许多“成竹在胸”“随机应变”的底本和方案，才能真正跨入书法的山门而探幽览胜并得其奥妙。
由于书法学习需要一个经年累月甚至旷日持久的以古为师的漫长过程，加上古代书法先贤锤炼打造了众多难以逾越的碑帖经典高峰，因而“以古为法”“尊古为师”“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等观念和做法，在书法领域不仅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而且大部分习书者和书家皆循其道而行，取得功成事遂的效果。
仅以点画线条这一书法最基本的构成因素来说，只有多年勤学苦练，才能笔法精熟，破空杀纸，做到笔笔精妙而富有内力。一些习书者练了三五载，字的模样看上去不错，便以为线条功夫没什么了不起，主要在结体形态和布局变化上用心竭力。等用功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自己对线条质量有所领悟和感受深刻了，才觉得需要在点划精到和精深方面补课，而此时往往为时已晚，多年习惯动作常常已难以纠正。进而言之，好书法不仅是“练”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
这里的“养”，就包括对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优游涵泳与体味玩索，包括对审美品位和人生修养的不断熏沐陶冶与淬炼升华。许多书法家勤奋异常，矢志攀登书法艺术高峰，最终却停留在半山坡徘徊不前，除了天分和才气等不够外，基本功不扎实，整体审美品位和文化修养跟不上，难以行稳致远是其不可忽视的原因。
因此，当代书法发展，尤其需要艺术家真正沉下心来，潜入书法古老而悠远的深山，在传统经典绵延起伏的峰峦中发掘浑朴玉石，然后匠心独运琢玉成器，创造和化育出一种扎根传统而有时代风貌、古韵盎然而具个人风采的书法新形象。
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行“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作为关涉诸多学科领域的非遗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是在原有学科交叉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拓展，也就是从学科交叉的边界处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甚至新的知识领域。如果将非遗升级为学科或专业的位置，明确它的学科属性和学科门类，其教育资源、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必将发生质的变化。如果持续其“四处挂靠、无家可归”的现状，不仅会造成其应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弱化和模糊，还会致使高等教育中本、硕、博教学体系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严重影响相关研究人才的培养质量。
非遗传承的根本在人，非遗研究的关键也在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要发自内心尊重、喜欢、研究、弘扬非遗文化。非遗要“活”起来，首先要在年轻人心中埋下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长期以来，我们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非遗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上，对后续非遗研究人才的培养有所忽略，致使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滞后、薄弱、青黄不接，限制了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实际上，研究成果的转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非遗项目的推介传播，对其实现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双重价值发挥着积极作用。
因此，“新文科”建设对非遗教学研究工作无疑是一次“打散重组”的机遇，我们应尽快着手从实际工作展开。一是尽快界定非遗的学科定位、学科内涵和学科目标；二是逐步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非遗本科专业，增设二级学科非遗专业研究生点；三是提高非遗研究在各级各类社科项目中的立项数，加大对非遗专著的资助出版力度；四是利用各种媒介传播方式，创造性转化非遗研究成果，提高非遗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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